科技浪潮下，互联网江湖英雄尽起，藩篱被打破，金融牌照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不过，从高不可攀到触手可及，却未必都是惊喜。
2013年以来，于互联网机构，金融牌照时而为香饽饽，时而为烫手山芋，冷暖之间，折射出金融业底层逻辑的演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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趁虚而入
本世纪初，互联网大潮席卷各行各业，零售、餐饮、出行、文娱等产业相继完成互联网改造，线上场景愈发兴盛，对线上金融提出需求。
而金融业，一直处于国民经济金字塔尖，虽服务实业，又俨然高于实业。在塔尖待久了，传统金融机构习惯了躺着赚钱，对实业新趋势视而不见，愈发脱节，线上化动力不足。
线上金融严重滞后于线上场景，“被逼无奈下”，线上场景方趁虚而入，开启了场景自金融探索，互联网金融崛起了。
2004年的第三方支付，2007年的P2P，2010年的电商小贷，甚至2013年的宝宝理财，都是捡了传统金融机构“不作为”的漏，在市场缝隙中萌芽、壮大。
壮大后，合规愈发重要，互联网机构对金融牌照的渴求强烈起来。
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基金、信托等主流金融牌照门槛太高，互联网机构有心无力，小牌照成为主流选择，主要包括两类：
一是小贷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地方性牌照；
二是第三方支付、消费金融、民营银行、基金销售、保险代理、保险经纪等一行两会直管的牌照。
火热申牌潮中，只有P2P创业者无牌可申，略显尴尬。好在，上有国务院“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”的定调，下有金融巨头布局P2P稳定军心（平安、国开行、招行都有过深浅不一的布局），资本、创业者、实业集团，对P2P热情不减。
彼时，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基金、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正沉浸在大资管的繁荣之下，把互联网机构、实业集团高举高打、“集卡式”申牌视为小打小闹，不屑一顾。
2012年，证监会召开券商创新大会，鼓励证券公司、基金公司发展资管业务，银证、银基登上舞台，大资管黄金时代开启。
之后的几年里，银行理财手续费收入增长提速，到了2016年，16家代表性银行理财手续费收入超过2400亿元，其中四大行超过1500亿元。反观互联网金融的实践，苦活累活不少，不但不赚钱，还要不断砸钱。银行聚焦大资管业务，显然“高明”很多。
不过，轻松得来的总是短暂，辛苦打下的才是江山。
当金融机构脱实向虚的模式被纠偏，大资管梦破，银行理财收入掉头而下；回过头来搞零售转型、科技驱动时，发现昔时的小不点已成巨头，竟追赶不易。这已是后话，不再多言。
去牌照化
2016年之前，互联网机构享受着“业务大发展、牌照大丰收”的高光时刻，抓住传统金融机构脱实向虚的时间缝隙，打了漂亮的一仗。
不过，孙悟空本事再大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
牌照既是盾牌，亦是枷锁。当互联网机构把牌照握在手上，获得合规身份，也跳进监管栅栏里——作为被监管者，失了自由身。
金融监管天经地义，不过从市场演变角度看，强监管的来临，的确促成了互联网金融的转向。
2016年，互联网金融强监管来临，导火索是e租宝、泛亚等非法集资事件，监管重点是非法集资和资金安全，P2P和线下各类投资理财公司是重点关照对象。
2017年，传统金融强监管来临，为切断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传染链条，地方股交所/金交所成为监管重点，各大互联网平台挥泪下架各类金交所合作产品，丢了定期理财产品这个大市场。
就各个业态来看，P2P一直以《P2P网络借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为蓝本推进合规整改，等待备案，且整改期间，新设P2P平台不予备案；支付行业沿着断直连、备付金集中存管的大方向有序推进，支付牌照暂停发放；消费金融继续享受政策扶持，却也因校园贷、现金贷、套路贷等舆论热点问题频频引发监管之手纠偏；网络小贷牌照停止审批；民营银行牌照沉寂两年之久才再度开闸（2019年5月23日江西裕民银行获批）……
组合拳式的互金强监管带来两个显著变化：
一是业务形态小微化。草莽阶段傍大户起家的平台，好比42码的脚套不上35码的鞋子，始终不习惯与小微客户打交道，不得不黯然退场。存续的机构，也收起了500强的心，踏踏实实服务普惠客群。
二是科技能力产品化。自身不能无限膨胀，多余的流量、成熟的科技只能走出体系外，与遭遇转型困境的传统金融机构一拍即合，科技赋能遂成为双方停战止戈、进而精诚合作的纽带。
随着科技赋能成为潮流，互联网巨头在开放平台中发现新天地，业内又兴起一股“去牌照化”暗流。
2018年，相继有巨头公开表态，要做科技平台、不与传统金融竞争。存留的自营业务，被解释为一种试验田——在试验田上跑通业务，继而更好地输出科技能力。
其他如今日头条等巨头布局消费金融，宁愿选择以引流入手，而非申请牌照。
同时，在对外宣传上，大家避而不谈牌照，专心致志讲科技竞争力。
牌照的价值，淡化了。如360金融等新秀，在业务高速发展过程中，自家小贷牌照的存在感微乎其微。据其招股说明书披露，自成立至2018年9月，自家小贷公司参与的业务量不足2%。
“去牌照化”暗流的背后，是机构对牌照背后监管之手的有意规避。唯一的例外是P2P，P2P对备案的渴求一直不减，且随着监管收紧愈发强烈。不过，那是生存欲，自当别论。
树不能长到天上
金融若能躺着赚钱，受点监管算什么呢？去牌照化的背后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正当互联网机构对牌照的热情大不如前时，国家对金融业的定位，也发生了改变。
本世纪初以来，我国工业化进程提速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，作为资本供应方，金融业功不可没，也从中赚取丰厚利润。
不过，利润并非都来自服务实体经济。
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出口受阻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，上市银行净利润却快步提升，迎来了黄金增长期。自那时起，银行就走上了脱实向虚的自增长之路，盈利能力逐步脱离实业束缚。
尤其是2011-2015年间，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困难时期，银行转而大力拓展房地产、融资平台和大资管业务，净利润继续保持高增长。期间，上市银行净利润在A股全部公司中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，绝对额占据半壁江山。
一增一减，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减弱，实体经济对银行的约束也减弱。
但树不能长到天上，实体经济是国家竞争力之本，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之本。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，注定不能持续。
2015年，针对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，国家开始推动“供给侧改革”，强调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”五大任务。在此背景下，急需对金融业脱实向虚现象进行纠偏。
2015年5月，人民日报发表《五问中国经济——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》，明确提出：“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全面上升，财政政策要把为企业减负担、降成本作为政策重点，谨防出现经济放缓、企业利润减少但税负增加的‘逆周期’现象。稳健货币政策要把好度，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，把钱花到实体经济上去。”
几年整改之后，金融业也迎来一次供给侧改革，核心目标是“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强化金融服务功能，找准金融服务重点，以服务实体经济、服务人民生活为本”。
至此，金融角色发生改变，不再是金字塔尖的明珠，风景这边独好；而是要成为塔基，脚踏实地、减费让利，为实体经济转型撑起更大的空间。
在这个背景下，自生式增长的大资管业务遭到强力整顿，普惠金融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的共同指标。
可高息不是普惠金融，暴利也不是普惠金融。以高利贷为特征的现金贷产品，持续受到压制；传统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来维持利润增长的做法，也不受鼓励。
还利于民，成为新形势下普惠金融的重要内涵。换句话说，金融业轻松赚钱的好日子不再。
在互联网机构眼里，金融开始祛魅，金融牌照，自然也不复此前盛景。
监管套利远去
2017年5月，二十国青年评选出中国新四大发明，扫码支付位列其中。经舆论放大，中国金融科技一时风光无比。
不止扫码支付，在大数据风控、智能金融领域，我国也都有领先之处。环顾过去这些年，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，才使得金融科技享誉全球呢？
金融供给的不足、互联网机构的努力以及各种机遇、巧合因素，都有影响。但起关键作用的，还是监管因素。
一则是监管介入时点不同，进而塑造出不同产业生态。
我国介入时点在后，前期市场自由发展，在试错中涌现出新模式、在竞争中培育出新巨头，缺点是事后需收拾烂摊子；国外则倾向于第一时间介入，过早纳入监管体系，新模式尚未长成便汇入主流金融体系，与传统金融机构一个起跑线，模式创新被传统巨头收割，新金融机构长不大，“沦落”为探路者和辅助者，优点是风险可控。
二则是地方监管机构有意扶持，成为互联网金融早期高速发展的重要推手。
互联网金融具有收益本地化、风险外部化的特征，地方监管者倾向于鼓励金融创新、批复金融牌照来实现本地收益最大化。如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《金融科技时代的地方金融监管》一书中所言，“地方政府既要负责地方金融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，又要履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以防止金融风险，而在财政分权与经济下行的情况下，目标存在冲突，造成了金融稳定的目标往往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。”从结果上看，“属地监管与全国经营之间的矛盾易导致地方金融行业的无序竞争”。
从牌照角度不难发现，互联网机构青睐的小牌照多由地方监管、归地方审批。
不过，随着对“压实地方监管责任”的强调，地方监管对于属地金融牌照的态度，全面转向防风险：前些年，各地争抢金融牌照资源；这两年，则开始对各类新金融机构谈虎色变。
典型如P2P备案，最新政策明确了省级平台和全国性平台之分。放在五年前，各地都会表态多争取几个备案名额；现在，一些省市已明确表示不欢迎P2P业态。
监管套利不复存在，金融牌照的价值，又消减几分。
迎接新常态
最后再回转到行业层面。这些年，在科技浪潮下，场景与数据趋于集中，用户与业务趋于集中，大家伙们举足轻重，小机构们则举步维艰。
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，或陷入转型泥潭，或选择铤而走险。一场洗牌，在所难免。
行文至末尾，看到包商银行被接管的新闻。看来，金融机构间的分化洗牌，来的比预期还要猛烈些。
金融业底层逻辑已变，分化与淘汰，正在成为新常态。